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發展伙伴關系近年來出現倒退跡象，主要表現在不少發達國家未能如期實現他們為促進“千年發展目標”而承諾的國際義務。目前離“千年發展目標”的截止日期2015年只有兩年，迫切需要所有利益攸關方實現他們的承諾。但更重要的問題是，2015年之后，世界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來支持可持續發展。

      目前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模式起源于1969年“皮爾遜”國際發展委員會向世界銀行提交的一份報告。該報告提出，發達國家，或稱為捐助國，應該每年將他們0.7％的國民收入總值作為官方發展援助（ ODA ），用于幫助發展中國家。官方發展援助基于兩條理念。其一是道德理念：幸運者有責任幫助貧窮者；其二是廣義自我利益理念：在高度關聯的世界經濟中，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也會反過來促進發達國家的福利。

      這種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包括幾個關鍵要素：發達國家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轉移支付（官援），提供技術援助，并給予發展中國家貿易優惠，但這些援助通常伴隨著捐助國向受援國提出的政策建議。很多時候這些政策反映在國際金融機構與受援國簽署的附加條件協議中，包括一些宏觀經濟政策，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如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貿易市場。

      在本世紀初，聯合國推出了八項“千年發展目標”，其中，將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本身作為第8個目標，以此來推動其他七個目標。這一目標又具體確定了16個定量指標，涵蓋五個領域：官方發展援助資金，發展中國家準入發達國家貿易市場，發展中國家債務可持續性， 發展中國家獲得基本醫藥的程度，發展國家采用新技術的進展。

      在過去十年中，這些領域的確取得了一些可喜的進展。官方發展援助資金總額增加了約50 ％；發展中國家出口到發達國家的商品中關稅豁免和配額豁免的比率上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已經降低到更可持續的水平；在各國政府和國際制藥公司的努力合作下，發展中國家獲取基本藥物的程度有所提高；發展中國家加快了采用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步伐。

      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進展也推動“千年發展目標”的進展：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比率減少一半，更多的人獲得安全用水，更多女孩子能夠上學，兒童和孕產婦死亡率下降。

      然而，整體來看，在許多領域離“千年發展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值得關注是，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勢頭最近明顯減弱，在某些方面甚至倒退。

      例如，發達國家的官方發展援助資金連續在2011年和2012年下跌， 其中，多邊官方發展援助額下降7％ 。用于促進貿易的援助額，即由世界貿易組織（WTO ）在2005年通過的一項重要舉措以提高最不發達國家的出口產能，下跌了14 ％ 。發達國家官方發展援助資金總額占其國民收入的比率僅為0.29%，與承諾的0.7%的目標相距甚遠。

      與此同時，多哈回合貿易談判，或所謂的“發展回合”，啟動十二年之后陷入僵局。

      最近兩年官方發展援助資金的逆轉和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其它一些方面的減弱可能主要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特別是因為許多發達國家面臨巨額預算赤字，采取了財政緊縮措施。但是少數發達國家在實施財政緊縮措施的同時仍然設法增加其官方發展援助。這表明，加強政治責任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金融危機給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帶來的不利影響。

      隨著越來越多發達國家從“大衰退”中復蘇，期望官方發展援助資金也能在今后兩年上升，為加速“千年發展目標”做出更大的貢獻。

      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需要及時考慮2015年之后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聯合國的會員國們正在積極規劃2015年之后的全球發展議程。目前的共識認為2015年之后的全球發展議程應該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以徹底根除貧困為優先。這樣雄心勃勃的議程將需要一個比現行的“千年發展目標”更強大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2015年之后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仍將繼續建立在已有的一些國際公認原則基礎之上，如公平，社會正義，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但它也必須考慮到在全球在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方面發生的重大變化，包括新型經濟體的崛起，以及人類所面臨的更為艱巨和復雜的挑戰，如氣候變化，人口壓力，環境和資源壓力。

      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將包括廣泛的參與者，不僅包括各國政府，而且還將包括民間團體和志愿者，地方當局，議會，國際組織，企業，慈善基金會，研究機構和學術界。

      雖然官方發展援助資金在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中仍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對最不發達國家提供外部融資，但是，為了能夠保護全球公共利益，如地球生態系統，確保全球可持續發展，世界需要更廣泛、更穩定的，從“義務”向“責任”轉變的，類似各國國內稅收形式為基礎的全球資金框架。此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傳統的捐助國與受援國雙邊關系將逐步被一個真正的全球經濟治理多邊框架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