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友人黎錦熙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
　　
　　梁啟超對世人說：“曾文正者，豈唯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唯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但是，近世國人中也有斥曾文正為元兇、偽君子、漢之不肖子孫的，到后來，漢奸、賣國賊、劊子手，又似乎成了判定的鐵案。
　　
　　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上，一個人的蓋棺論定，其反差如此之大，大概找不出第二個。僅憑這一點，就足以引發人們的無限探索興趣。那么，就讓我們一道推開銹跡斑斑的歷史鐵門，走進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風的時空隧道吧！
　　
　　一、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號滌生，謚文正，中國清朝時期的軍事家、理學家、政治家，書法家，“中興名臣”之一，也是文學家，晚清散文“湘鄉派”創立人。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長沙府湘鄉白楊坪人，現屬湖南省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
　　
　　曾國藩于嘉慶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個豪門地主家庭，祖輩以農為主，生活較為寬裕。6歲時入塾讀書，自幼天資聰明，勤奮好學，8歲能讀八股文誦五經，14歲時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取秀才，28歲中進士，并成為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門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值閣事，內閣學士，稽察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十年七遷，連躍十級，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后組建湘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被封為一等勇毅侯，成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官居一品。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這是因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歲官至二品，在清界獨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聲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穩，歷盡宦海風波而安然無恙，榮寵不衰。他熟讀中國歷史，對清代官場之道參深悟透，積淀一整套官場絕學，用之于當時之官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二、曾國藩其事
　　
　　1、為官不能憑一己之好惡。曾國藩一貫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官者，一定要根據情理處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惡處理事情，這樣才能博得人們的信服。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一事，充分說明他是遵循這一原則的。金陵，乃六朝金粉之都，不僅是旅游的勝地，更以其富貴繁華為天下人矚目。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訪思想比較保守，對秦淮河的畫舫尤其看不順眼，下令各縣嚴厲禁止秦淮河的畫舫燈船，并征求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的意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謹慎保守的曾國藩是主張嚴禁的，誰知曾國藩卻說：“叛亂初平，國家處在太平之時，游船畫舫不應該再禁了。我身為兩江總督，處理事情不能僅憑自己的好惡，務要為金陵百姓恢復一個游樂場所，重建一個人文薈萃的江南名城”。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的消息傳開后，大大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繁榮，整個金陵出現了一派豐樂昌盛的氣象。
　　
　　曾國藩是一個封建官吏，但能與時俱進，從大局出發看問題，這是難能可貴的，真正強調的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體現了一個官員應有的素質，也與現在提倡的公務員為人民服務，建立服務型政府的思路是一致的。
　　
　　2、時時牢記“謹慎”二字。曾國藩以編練湘軍起家，書生治國，鎮壓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起初作戰的時候，幾乎總是失敗，多次的敗仗讓曾國藩不得不謹慎起來，不斷總結，終成大器。戰場上需要謹慎，官場上更需要謹慎。曾國藩對“慎”有著深刻的理解，并有專門的闡述，在《書贈仲弟六則》中說：“古人曰欽、曰敬、曰謹、曰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后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
　　
　　人生因謹慎而安然，為官因謹慎而少禍。綜觀曾國藩的一生，在其行為處世的各個方面都有謹慎的影子，為人謹慎可以說是他性格特點方面的概括。“慎”的特點給曾國藩帶來了官運，也給他帶來了好名聲。他的這一為人處世的原則，對我們今人也很有啟發。為官者，處處要小心謹慎，否則會阻礙前進的腳步。做到謹慎，并不是干什么事都裹足不前，而在于保持清醒頭腦，保持一身正氣，把準行為取向，多些防微杜漸，切勿得意忘形。
　　
　　3、禍從口出，言多必失。30歲以前的曾國藩總愛說話，并且他的言語中總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雖然自身很有才華，但是別人還是不愿意與他交往，對他敬而遠之。因為，無論在酒桌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經意的譏諷話語總能夠讓同僚或關系普通的朋友們難堪。時間久了，他的惡名也就傳得較遠。后來，翰林院的同僚們漸漸孤立了他。曾國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應該不會長遠。然而，曾國藩的優點是他能夠反醒、檢點自身，多言的毛病最終改掉了。他后來說：“常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為樞機。”在曾國藩寫給兩位弟弟的信中，他說：“古來言兇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生。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于面貌”。
　　
　　“禍從口出，言多必失”的教訓古往今來可謂屢見不鮮，如今更加信奉“沉默是金”，這雖然有時有逃脫責任、裝傻充愣之嫌，但確是此行中為人處事之真諦，特別是在我們這個要經常保守秘密的職業中，對謹言慎行的要求就更嚴了。如果像曾國藩早年那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恐怕輕則一事無成，重則飯碗丟矣。多言的人通常無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將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說的事情都說出來，結果，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在不知不覺中就得罪了人，破壞了本可維持的人際關系。再者，多言的人，在對問題還沒有徹底弄明白前，已經開口說話，思維的不嚴密必然導致陳述中的錯誤，小則被人反駁，重則闖下大禍。
　　
　　4、慎獨可戒虛妄。王闿運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二十幾歲開始研究經學，對《春秋公羊傳》尤有深入研究，他通經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實現其所謂“帝王之學”，他為人慷概激昂，向以霸才自居。王闿運想用縱橫之術來輔助識時務之人成帝王之業，他看中了曾國藩。他在1855年勸曾國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勸曾“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國藩不為所動，以食指蘸杯茶汁，在幾上寫了個“妄”字。后王闿運看到曾國藩寫的一副對子：“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王闿運感慨道：“滌丈襟懷，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書一聯曰：“花鳥總知春浩蕩，江山為助意縱橫”。他說：“吾不敢著墨文正聯上，以重污文正。另書此，紀文正之大，且以志吾過。”曾國藩之所以能遠離癡心妄想，與他的慎獨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嚴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不該做的事情，他想都不會去想。他曾寫過這樣一段話：“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為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